格拉斯哥之捕
她为这飞机所困惑。
空旷的停机坪上，一架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三叉戟飞机正静静地伫立着，它的下腹处已被打开，露出一片密密麻麻、奇形怪状的金属零件，活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被开了腹的病人。
她叫薛其珠，50来岁，50年代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搞了近30年的发动机维修，现在是中国民航北京维修基地的一位发动机主任工程师。此刻，她皱着眉一动不动地站着，执拗地盯着那架飞机。
70年代初，中国民航从英国一家大公司购进一批三叉戟飞机。并同时购回配套使用的100多台斯贝发动机。但最近一个时期，这批发动机突然故障频频，故障部位大多集中在高压压气机的第4、5、6、7级叶片上。叶片是飞机发动机的重要部件，仅高压压气机内就有12级，每级100多片，因此人们也常把喷气式飞机称为叶片机。
一个季度之内，己有13台发动机因叶片打断而送来检修。根据经验，她断定损坏是由发动机喘振引起的。喘振是一种常见的故障现象，它可以使发动机内气动特性恶化，从而产生巨大剪切力并将叶片切断。可是，是什么原因引起诸多发动机都产生喘振？
她仍旧执拗地盯着飞机。她从那架飞机上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航班取消后乘客脸上的焦虑，看到了飞机空中出故障时驾驶员心中的惊惧，看到了影响中国民航信誉的一个危险因素。
这是1983年的深秋。
二
1984年4月。春寒料峭。一台斯贝发动机正在大修。
一位故障检修工程师急匆匆地来找薛其珠，说仓库领出的更换零件与发动机拆下的零件件号不符。
她到现场看了一下，确实不符。那家英国公司发来的零件都是新件号，而发动机拆下的则是旧件号。
她立即检查了斯贝发动机的全部履历本。
喘振并不是新问题。在中国购买这批发动机之前，喘振问题就曾骚扰过那家英国公司的技术人员。为此，1968年该公司对斯贝发动机做过一次技术改装，把高压压气机中的第4、5、6、7级的四级共400多片叶片全部做了加厚处理，把型面厚度增加了0.07毫米。显然，这不足半根头发丝的厚度不是为了改善强度，大约是为了改变叶片的谐振频率。英国公司把这一改装称为2848改装。在中国购买的发动机履历本上，每一台都确切无疑地写着“2848改装已做”。
然而，拆下的零件却是打着改装前的旧件号！
她坐不住了。中国买的是改装后的发动机，怎么会装有旧零件？这和发动机频频损坏有关系吗？她找到英国公司驻北京基地服务代表，请他尽快向公司发电报查询。
三
1984年8月底，薛其珠和民航局的一位女工程师廖家慧一道踏上了大英帝国的国土。她们来英国的任务，是监修两台斯贝发动机。
她们来到英国公司的翻修基地，这里远离伦敦，是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没有人注意她们，英国人甚至不给她们办公的地方，一任她们满车间转悠。
英国人也不知道，薛其珠来时还带着一个谜。
临来前，英国公司驻北京基地服务代表告诉薛其珠，公司复电说，中国民航的100多台发动机都没有做过2848改装。为什么？代表回答：“无可奉告”。
隐隐地，她觉得中国吃亏了，受了窝囊气还说不出来。她咽不下这口气，找到英国翻修基地的总检验师，她需要证实两个问题。
“当飞机在巡航状态飞行，飞机自动驾驶系统起作用时，为什么还会出现空中喘振？”她问。
“这一般是叶片频率设计有问题。”总检验师的回答毫不含糊，她的猜想被证实了。
“那么，”她还有第二个问题，“喘振在斯贝发动机上怎样表现出来？”
总检验师说，公司曾遇到过这一问题，因叶片设计频率与斯贝发动机某个状态的工作频率相同，因此叶片产生共振，常常提前达到疲劳极限而折断。这种现象在使用期较短的新发动机上不常出现，但到了一定时期就会像流行病一样大量发生。可以说，这是一种设计缺陷，而公司已通过改装解决了这一缺陷。
设计缺陷！薛其珠被提醒了。
她了解到，在中国购买这批发动机之前，英国民航也向这家公司购买过80台同型号发动机。她向英航发了一份电报。几天之后英航复电说，英航的发动机全部做过2848改装，十几年中因喘振而使叶片折断的故障只发生过1台次。英航三叉戟飞机这时已飞行4万小时，中国民航却只有1万小时。飞行时间比英航少3／4，故障比例却是十几年1台次比1季度13台次。
她了解到，此次送修，英方提出要将中国民航斯贝发动机的第5级叶片做加厚处理。如果把105台发动机第5级叶片全部加厚，中国还要付这家公司150多万美元的器材费。
她还了解到，2848改装是将4、5、6、7四级叶片加厚，而英国人目前提出的是只加厚其中的第5级。早在十几年前就收过中国民航改装费的这家英国公司，竟然丝毫不觉得他们再次伸手要钱有什么理亏之处。
她心里愤愤不平起来。一个念头固执地在她头脑中盘桓不去，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她想了好几天，终于，她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廖家慧。
“我们要代表中国民航提出索赔！”
四
索赔？这句话不啻在寥家慧耳边炸了一个响雷。她惊愕地望着薛其珠，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要求赔偿。他们欠了我们十几年的债，必须要还，一定要还，十几年的损失一块清算。”薛其珠自己好象也被这句话吓住了，她的声音低得像在喃喃自语。她们静静地坐着，谁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索赔岂是说说而已？远离祖国，没有得到指示，提出索赔合适吗？怎样才能让英国人同意索赔？她们会遇到什么困难？万一打不赢这场官司，事情怎么收场？回去怎么交待？要知道，两个女人面对着的是一个号称世界第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
可是，十几年来，中国民航已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损失。飞机屡屡因发动机故障无法起飞，大批发动机不得不年年送回英国修理，每年耗费国家巨额外汇！为什么再次要中国民航付改装费？为什么蒙受了十几年巨大损失的中国民航就不能追究责任？
终于，薛其珠站起来，她带着一种即将走向沙场的悲壮感说：“顾不得那么多了，豁出去了。万一我们输了，回去受处分也认，倒霉也认。”
这不仅仅是金钱，不是。这是为了维护中国民航的尊严，为了维护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
她们打长途电话给中国民航航材公司驻伦敦办事处的商务代表陈连章，向他报告了这一决定。陈连章接到电话，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事关重大，因此从这时起，他就参与了这一索赔活动。他们每星期在电话中交换情况。她们查阅了大批技术资料，凡能拿到的都认真阅读摘录。她们就像两台满功率的搜索雷达，高度紧张地捕捉着每一个有用的信号。
9月18日，薛其珠正式提出索赔要求。
英国人为之瞠目。这个姗姗来迟的索赔要求，尽管迟了13年，但毕竟还是来了。
公司驻格拉斯哥翻修基地的最高长官泰勒把这份报告摆弄了半天。他眯起蓝眼睛沉吟半晌，召集基地大大小小的头头们开了个紧急会议。
会议的第二天，薛其珠和廖家慧就领教了英国人的厉害。基地为他们在生产车间设了专用办公室和专线电话，还派来两个陪同。她们不能再随意走动，要去哪个车间必须事先联系，只由车间主任出面接待。一切都彬彬有礼，却也丝毫不想掩饰他们的冷漠与戒备。薛其珠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五
英方召开第一次高级技术会议，辩论薛其珠的这份索赔报告。会议由基地产品支援经理奈特主持。
对于为什么没有给中国民航做2848改装的问题，英方的答复是“2848改装是失败的，由于增加的叶片厚度影响了进气量和输出功率，所以那种叶片已不再生产。目前的改装可以代替2848改装，而且效果更好”。
“搪塞！”薛其珠想。那么为什么中国民航的履历本上都注明2848改装已做？
英方说，公司仅生产过80台改装叶片，已全部装在英航发动机上。公司从未打算为中国民航做此种改装。至于履历本上的记载，是由于打字员工作疏忽造成的。
打字员的工作疏忽？薛其珠惊呆了。她料想过他们会提出种种技术原因来推诿责任，却独独没有想到他们会推出一个小小打字员做替罪羊。那些高高大大的“谈判对手”在她眼里顿时矮了一截。
她说话了。愤怒使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认为贵公司欺骗了中国民航。你们向中国民航收取了改装费，却把大批有设计缺陷的库存废叶片装入发动机，卖给了除英航以外的各国客户。用这种手法，你们把这笔经济损失不光彩地转移到客户身上，是这样吧？”薛其珠的脸上明显地流露着鄙视。奈特完全没有料到薛其珠还有什么杀手锏，他有些紧张起来。同时，薛其珠的话和她脸上的鄙视也使他有点儿自惭，他用一双大手捂住眼睛，以避开薛其珠冷峻的目光。
“关于错打了型号的问题，”薛其珠继续说，“我有一点不解。英航几乎是与中国民航同时购买的发动机，为什么英航的履历本一台不错，而中国民航的100多台全部打错了？”
会场上鸦雀无声。
“看来，我们的分歧在于2848改装是否成功。你们说改装是失败的，为什么你们从来没有向中国发正式文件说明2848改装的失败？而恰恰相反，根据我做的计算，以及英航十几年的使用结果，都可以证明这一改装对避免发动机喘振是有效的。”她出示了英航的那份电报。
“最根本的问题是，贵公司为什么把有设计缺陷的未做改装的发动机卖给客户？为什么还要按改装后的价格向客户收费？”
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第一次会议只得草草收场。
六
几天之后，第二次会议又在她们的强烈要求下召开。
英国人这次改变了战术。他们企图先声夺人，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几乎不容薛其珠和寥家慧有插嘴的余地。
“薛女士，事实上2848改装不可取。加厚四级叶片对发动机气动特性影响很大，我可以用计算来证明。”一个英国技术人员摆出了一串串的公式和数据。
薛其珠立即接过笔来，也摆出一串串数据，证明2848改装是成功的。
另一个英国技术人员抢过话头。他认为，中国的校验手段差，飞行员的操作也有问题，这才是发动机损坏的真正原因。
薛其珠毫不客气地截断他的话。不错，这些原因当然存在，但英方是否能讲清楚，为什么出故障的大量斯贝发动机都有相同部位的叶片损坏？而这种现象为什么从未在其它型号的发动机上发生？这难道不是设计缺陷？把这种发动机卖给客户，公司是否还有一点人道主义和职业道德？
英国人火了。他们一齐冲着薛其珠和寥家慧嚷起来，倒好像她们做了什么对不住英国人的事。
薛其珠的嗓门也登时提高了：“你们嚷什么？如果你们用转嫁经济损失的欺骗手段坑害客户，中国民航决不答应！”
气氛紧张起来，不得不宣布散会。
之后，又是第三次、第五次、直到第八次会议。她们寸步不让，用英国公司自己发的技术资料来驳倒他们。在这些会议上，对手也不顾及绅士风度了。他们大喊大叫，戳戳点点，甚至还大摔文件，全然不顾面前是两位年过半百的女性。
薛其珠和寥家慧顽强地坚持着，与她们同时努力的还有远在伦敦的陈连章。外国人不是常说“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不打自溃”吗？薛其珠他们要证明，这并不是真理。
七
又一次会议。英国人又有了新名堂——他们请来一位经济律师。
生平第一次和律师打交道，薛其珠觉得有些紧张。讲了一堆法律知识之后，洋律师问她们是否听懂了，他想他已经成功地“镇”住了她们。
“不太懂。”薛其珠老老实实地回答。律师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
“可是有一点我们懂，那就是法律决不应当偏袒害人的一方。中国的法律是不保护欺骗行为的，也许英国的法律不同？”
笑容在律师脸上凝固了。
薛其珠开始为他上技术课，为他讲喘振，讲气动特性，讲叶片折断的原因。讲完之后她也反问他是否听懂了。
“不太懂。”律师回答。他的确不能全部弄懂这些技术讲解。但他不再发言，他一直静悄悄地认真地听双方争辩，中途休息时，他悄悄离去了。
她们后来再没有见过这位律师。也许，他也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法律的公正性！
谈判极其艰苦地进行着。英国人在慢慢地退却。他们先答应免费为中国民航送修的两台发动机做现有改装，继而同意免费更换中国民航全部发动机的第5级叶片。但在赔偿十几年的损失这一点上，他们绝对不肯让步。他们当然知道，同意赔偿就是承认卖给中国的发动机有缺陷，而这可能给公司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三位中国人却决不为英国人的退却动容。他们已铁了心要干到底。
离回国不到一个月了。英国人突然热心照顾起她们来，用宴会、参观、郊游种种活动，把她们的日程塞得满满的，俨然一副热心东道主的样子。英国人希望一直拖到她们离开。
她们不去参观，不去郊游，也不去赴宴。她们牢牢盯住泰勒，只要求继续开会。
会上，英方一位商务负责人冷冷地发问：“你们是搞技术的，何必要插手商务？对不起，我们希望以后和中国民航商务部门探讨这个问题。”
10月15日，商务代表陈连章乘火车抵达格拉斯哥。他随身带来了全部合同。
八
10月16日，新一轮谈判开始。英方在座的是全班人马，有公司产品支援经理、工程经理、商务经理以及一些工程服务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国方面增加了陈连章。
他们三个人筑成了一道长城。
英国人提出，按合同规定，只有在三种情况下且时限在1000小时之内才能提出索赔要求，即设计差错、装配差错和器材差错。中国民航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内且大大超过了索赔时限，因此英方不能承担赔偿义务。
薛其珠发言。她指出发动机有设计缺陷是索赔关键，她列举了中国民航受到的种种损失。
陈连章发言。他代表中国民航商务部门指出英方在商务上的不诚实行为。他指出时限问题在本次索赔中毫无意义。他认为中国民航的损失是由英方造成的。
廖家慧发言。她指出英方的不合作态度对谈判不利。她认为除全部赔偿中国损失外，英国公司别无它路。
双方争执不下。奈特大发脾气，他居然掉过头去，把脊背冲着会场。
三位中国人筑成的长城在英国人面前矗立了三天。到了第三天，英国人感到了这长城的牢不可破。
英方技术负责人奈特悄悄溜出会场，一些技术人员也不辞而别。会场最后只剩下公司驻苏格兰总代表泰勒及基地几个头头。
双方不再说话。会场上骤然寂静无声。
泰勒作了一个要发言的手势。他将要说什么？还会提出什么理由？还要再谈多久？三位中国人齐唰唰盯住他，使他觉着浑身不自在。
“我向各位道歉，”他开口了，“并向中国民航道歉。由于本公司给中国民航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同意用赔偿方式来解决。”
他们三人相对无言。几乎同时，大滴大滴的泪珠扑簌簌滚过每个人的面颊。
1985年3月5日，这家英国公司和中国民航在北京签订了赔偿合同，英方的赔偿数额高达304万美元。这也许是中国民航索赔史上数额最大最特别的一次索赔了。
九
事情到这里似乎应当结束了，可在采访中我发现并非如此。
据说这一索赔事件之后，那家英国公司送给薛其珠一个绰号叫“硬女人”，他们敬畏她。事隔一年后薛其珠又一次去格拉斯哥，这个翻修基地以空前隆重的礼仪接待了她，一位英国技术人员悄悄向她发问：“你为中国民航立了一大功，肯定会受到重奖吧？”
她笑笑，心里却苦苦的。
的确，没有鲜花，没有奖金，甚至没有肯定的鼓励，什么也没有。这位使英国人生畏的“硬女人”，回国后遇到的却是一连串不可思议的麻烦。她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流言搅得不得安宁，她甚至还被莫名其妙地调离发动机岗位近两年之久。有一阵子，连她自己也开始惶惑起来，不知道争回这笔巨款是否做错了。在我采访她的时候，那笔304万美元的赔款已行将花完，可这件事竟像一片新的阴影又填满了她的心胸。
她苍老了许多。白头发更多了，脸上的皱纹也更多更深了。眼里不再有犀利的光芒，遇上风还爱流泪，老要用手绢不住地擦。不过一说起她的工作，你仍会感到她还是那个“硬女人”。
这是一位极其平凡的女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