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路上
1991年4月7日是个响晴白日，上午10点多钟，我正身体健康、兴高采烈地和搭档大马塑造一个表情端庄的女人民教师。这时，我的126BP机叫了起来，那声音仿佛比平日高出许多。我满怀怨气地拨通公用电话，我弟弟小龙焦急的声音从那头窜过来：“爸病了，在铁路总医院，你快过来，打的过来！”
我心里一阵颤抖，几乎是小跑着来到马路旁，这会儿那廉价面的一辆也不见了，我打了一辆对于我而言过于奢侈的夏利。记忆中，直到1991年4月7日之前，我从未打过出租车。连面的也没打过。
眼前阳光灿烂人来人往，脑海里一片空白。车载着我来到铁路总医院门口时，小龙迎上来，扒着窗口带着哭腔说：爸死了。我见他悲痛的闸门就要打开，便冷静地说：噢，看看去吧。
这天是周日，没什么人看病，我们走到一条昏暗的走廊中部，我妹妹萍子迎上来，流着眼泪说：“哥，爸死了，让340路车给耽误了。爸坐在车上发病了，他们不给拉医院抢救，给拉汽车总站，把爸扔在锅炉房好几个钟头……”
父亲躺在墙边的担架床上，穿着半旧的蓝色铁路工人制服，半睁着眼，半张着嘴，蜡黄的脸，额头渗出淡淡的血痕。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如此迫近地观看父亲。父亲死了吗？爸真死了吗？这就是死吗？
思绪一闪而过，弟弟妹妹还等我拿主意呢。我伸手把父亲冰凉的眼皮轻轻合上，萍子在一边说：爸是不是还没死，再救救吧。我殷切地看着坐在一旁的值班医生，走廊一片沉寂，医生的回答平静随意：来时就死了，送太平间吧。
无可挽回，刚60岁，开了一辈子火车的父亲，生命终止在公共汽车上。父亲4月7日这天出行，是去沙河三伯（满族称“叔”为“伯”）家，给奶奶扫墓，顺便和在北京工作的几个弟弟聚聚。父亲是长子，又是孝子，为了这个孝字，他夹在我奶奶和我妈两个脸色同样阴沉的女人中间忍过了一生。
我家祖上隶属满洲镶白旗，以军功世袭将军爵，衣食都是铁的。民国伊始，铁杆庄稼断了，日子渐渐衰败。不过在父亲童年时，家境尚好。身为长房长孙的父亲备受祖母宠爱，想要什么说一不二，一不高兴就掀桌子。父亲的爸爸我的爷爷，是个游手好闲之辈，父母管不了他，退而求其次，说只要他不抽大烟逛窑子，干什么都行。还好，爷爷那会儿爱踢足球，别的嗜好没有。日久天长，家产渐渐掏空。我不知道当年爷爷的爹妈是怎么想的，竟把最后一点积蓄拿出来让爷爷这个玩家去做生意，结果是全部赔光。
1944年，父亲14岁，小学毕业那年，考入丰台机务段，当了一名童工。
童年时娇纵任性的父亲以14岁的少年之躯挑起了生活的担子。这个事实让我感到难以言说的震撼。不知道那年月，每日奔走于丰台———崇文官帽司胡同的父亲———一个手拎饭盒，穿着铁路制服的童工心里在想什么。二婶告诉我，爷爷对家庭毫无责任心，那时在外傍了个相好，所以，少年父亲心中立下一股志气：你不管这个家，我要把这个家担起来！
由于父亲，我们这个破落户得以延续。我想，在那个困苦的年头，父亲心中可能不存在痛苦：每天上班去下班回，发了钱如数交给他妈。看着一家子用上了自己挣的钱，身为长子的父亲心中会自豪吧。那时，父亲的工资有时以实物支付，发一袋洋面，父亲便从丰台坐火车在前门车站下车，扛着面走几里路回家。
伴随父亲一生的痛苦是他的婚姻与家庭的矛盾。他结婚之前，奶奶是一家之主，他挣的钱全交给奶奶。结婚之后，他在丰台安了自己的家，这样一来，他每月把钱全交给奶奶便不合适。他是怎样安排财务，我不清楚。从小生活在奶奶家的我对父母的关系所知甚少，童年的记忆仅仅是父亲每月15号发工资这天，下班后就骑车回北京，把该给的钱交奶奶。父亲吃素，每回来北京，奶奶给他做的饭，通常是白菜或韭菜鸡蛋馅饼，父亲吃得香，但沉默寡言。那时我和小伙伴在楼前楼后疯跑，一见到父亲那辆捷克自行车，我立刻不玩了，飞跑回家。
父亲这时或是喝茶、或是吃馅饼。我站在一边，崇敬地看着父亲，可他不和我说话。那会我觉得火车司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职业，因为父亲是火车司机。我们住的车公庄楼西边有两股铁路，从西直门通往丰台。铁路边是我们常玩的地方，望着奔驰的列车，我曾不止一次幻想，要是哪一列车是父亲开的多好。
不久，心中的企盼竟实现了。一天下午，我在外面玩，突然奶奶扯着喉咙喊我，我跑到楼下，奶奶在阳台上说，你爸来了，火车在铁道那儿呢。我狂喜地飞奔至铁道边：黑黢黢的蒸汽机车车头停在铁道上，车上的伙计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大龙。他让我上去，车梯很陡，他把我拎上去。车里奇奇怪怪的搬手、开关、仪表、闸门，让我手足失措。伙计踩开锅炉门，房间那么大的炉膛烧得通红，他向里扔了一锹煤，让我也试试。我铲了一点煤，踩炉门踏板，踩不动，伙计一脚踩开，让我把煤扔进去，我的心快活成一摊烂泥，车下面邻居的孩子眼巴巴地望着我。
过了一会儿，父亲和另外一个伙计从我家出来，他们到西直门火车站办事，只能停几分钟。我眼巴巴下了车，眼巴巴地看着父亲他们开车缓缓北去。那一阵，我在童年伙伴那儿，有吹牛的资本了。
这是仅有的一次见到父亲和他的蒸汽机车在一起。
奔驰的蒸汽机车给予我的美感与震撼难以言说，但生活中火车司机这个职业枯燥而乏味。少年时代，有几个寒暑假回到丰台家中过，记得父亲通常是在凌晨四五点钟下班回来。天黑着，懵懂中听见父亲窸窸窣窣给自己做饭，炸一点花椒酱油，白面玉米面和一团面，切点两样面擀条儿煮了吃了，然后睡了。印象中父亲在家中总是睡觉，醒着的时候，父亲喜欢给熟人修理钟表什么的，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嗜好。火车司机上班很奇特，叫做叫班。记得是下午四五点钟，或早晨六七点钟，有一个骑车人来到我家院门口，朝里喊：郭大车，23点出勤！睡在小屋里的父亲迷迷糊糊答道：噢。到了钟点儿，父亲穿上那身油渍麻花的工作服，把饭盒夹在车后架上，走了。
为了日子，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母亲是黑龙江人，为人刁钻自私，言语刻薄。她念过中学，又在天津铁道学院进修过，在50年代的基层，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了。
我在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才切近地见过她。放寒暑假，我回丰台住，丰台的家阴郁、沉闷，和姐妹们彼此生疏，我不怎么说话。我妈是个衣着考究的人，每天下班，她也不怎么说话，偶尔说一两句话，说时和颜悦色，突然之间脸就耷拉下来，下巴颏抵在胸前，凶巴巴地盯着你，整个房间便窒息了。爸在家时，妈不怎么和他说话，因为爸吃素，饭也分开做。偶尔有事要说，两个人便低声地说，说着说着，爸就愤怒地吼一声：不行！妈就不吭声了。见过几回这样的争吵，我多少听明白了。妈这个人一天到晚想的事情，是自己小家的利益，她在维护小家利益时，会妨碍父亲照顾奶奶的利益。每到这时，拙于言辞的父亲最后往往吼出：不行！妈知道父亲的为人，她之所以每天差不多都上演这么一出，可能想在漫长的生活中用这种法子折磨父亲做人的信念，最终改变父亲的信念。面对这样的言语折磨，父亲变得日益沉默寡言。跟我们这些子女，他也很少说话。骨子里父亲是个腼腆的人。他几十年的日子就是上班———下班———发工资———给奶奶送钱———回丰台。
父亲有没有他自己的爱和初恋呢？我听家人提过，少年时代的父亲喜爱当年住官帽司胡同时邻家的女孩素贞，两家好像也订了亲。后来我家败落了，父亲当了工人，素贞家境优越，又上了大学，亲事就不了了之了。不过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老。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帧素贞送给父亲的照片，背面写着：
送给志良永念
亲爱的好友素贞
青梅竹马的恋人考上大学后，大学成了父亲改变家庭命运的一个期盼。他把大学梦寄托在四个弟弟身上，二弟天资聪慧，中学毕业后，为了减轻大哥负担，自己偷偷报考了中专。中专只上两年，还有助学金，可以减轻家里负担。为了二弟的选择，父亲郁闷了许久。三弟身体薄弱，勉强念完高中；四弟生性顽皮，只考了电力机车学校；五弟勤勉好学，可是在他高中毕业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苍天与人事注定不让父亲如愿。
当初妈这样的人怎么看上小学毕业的父亲呢？可能有三个理由，一是父亲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对女性具有吸引力；第二父亲是个不错的业余足球队员（国家二级运动员），他所在的队曾获北京业余足球赛冠军；第三父亲虽是个工人，可他干的是工人中较体面的职业———火车司机。
父亲60年生命史最困难的一段是文革时期。那时各单位都成立了造反组织，能说会写的母亲不甘寂寞，加入了一个组织，并担任了一个小头目。在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时，夫妻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母亲找了个志同道合的相好。她一面进行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一面进行热火朝天的婚外恋活动。后来，在派别争斗中，她所在的一派失势了，在一次她与那个男人在我家搞地下活动时，被回家的父亲碰上了。
父亲把他们交给了单位，妈被单位扣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调到货场干粗活，每月只发生活费，家里的日子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了，给奶奶这边的生活费，由50元降到40元，由40元又降到35元。每回父亲送钱时，掏出比以往少了的钱，沉默片刻，嗫嚅地说：这月先给您35。奶奶隐隐感到父亲有什么事，又不好多问。怕开车的父亲路上出事。为了照顾在丰台的三个姐妹，父亲把五姨奶接过去帮忙照顾孩子，每顿饭用半个红萝卜擦成丝，做一锅汤，蒸点糙米饭，一家大小就靠汤泡饭度日。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姨奶奶才跟奶奶讲了父亲的情况，她说老大真不容易。
不管碰到多难的事儿，父亲都憋在心里不说，一个人忍着，怕家人着急。我在这方面也继承了父亲的脾性，爷儿俩一辈子，没说几句话。父亲这一生和我相处时间最长，说话最多的一次，是在1968年夏天。三伯三婶当时要结婚，同是乡村教师的他们把家安在沙河永泰庄，他们买了一个柜子，一张床放在奶奶家。一天下午，父亲来了，奶奶问他能不能把柜子和床给三伯送去。父亲向邻居借了三轮车，装上床、柜，我说我也去，父亲答应了，我跳上三轮车，满怀欣喜地和父亲上路了。
过西直门、出德胜门，走在京昌公路上，小风吹着，从侧面看，父亲的表情轻松愉快，我想跟父亲说话，又不知说什么。这时，父亲指着西边田野中耸立的高大铁架问我那是干什么用的。我使劲想了一下，极不情愿地说：不知道。父亲告诉我，那是铁路上通讯用的。骑过了清河，父亲的背心被汗洇透了。我渴了，像是知道我的心事，父亲掏出两毛钱递给我，指着前面卖冰棍老太太让我去买。父亲放慢了蹬车速度，我跳下车，飞跑到冰棍车前，买了4根冰棍，追上车送给父亲两根，我们边吃边赶路。车快到沙河，路都是上坡，父亲蹬车吃力了，大滴的汗从他额上淌下。我急切地想帮他，突然从车上跳下来，摔了个马趴，身手矫健的我爬起来几步赶到三轮后面，帮父亲推起来。父亲摆动的身躯渐渐轻松起来，我们很快越过了坡顶。我赶紧跑几步，跳坐到三轮上。父亲问我：摔着了吧？我赶快说：没有。父亲就不问了。车拐下京昌路，向西过老牛湾，一路就没什么坡道了。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永泰庄三婶家。还有几十米远了，我跳下去，跑到三婶家，推开院门叫他们：三伯三婶，我爸给你们拉床来啦！
三婶一家大小迎出来，大呼小叫地帮着卸车，有人把父亲让到院里枣树下歇息，有人打了洗脸水让父亲洗脸。父亲刚洗完脸，茶就泡好了。三婶的爹说：甭着急，好好歇歇明儿再回去。爸说不成，一会儿就赶回去，晚上十一点还接班呢。三婶的爹说赶紧弄饭。有人张罗着买肉，三婶拦住了：甭买，我大哥吃素。三婶家里人就犯起愁来。我跑去和三婶的侄儿高来子玩去了，回来时，父亲坐在小桌前吃饭，有烙饼、咸鸡蛋、拌黄瓜、咸菜丝、棒子面粥，三婶家人陪着说话。
父亲吃完饭，要走了，我不想走。三婶说，大龙留这儿玩几天吧。爸没说话，我赶紧找高来子要两根竹竿让父亲给我带回去粘季鸟用。
父亲蹬上三轮车走了，我和三婶一家站在门口望着父亲背影远去，三婶的嫂子啧啧赞叹：这一个来回小一百里地呀，这身板儿真没人能比。
这种父子的温情，在我们之间很少。也许是因为居住两地的缘故，地理上的距离加深了我们之间心理上的距离。这种距离，在我青年时代尤为严重。那时我在一家雕塑工厂当了一名不安分的石雕工人，常和艺术青年们搞些活动。这种不安分让奶奶不高兴，每次父亲来北京，她便压低嗓子向父亲告状。父亲有时沉默不语，有时训斥我，我有时以沉默来应付，有时以争吵来对抗。拙于言辞的父亲说不服我，但他从未发怒或动手打我，有一回父亲竟然在我的争吵面前说不出话，哭了起来。看着父亲哭泣的样子，奶奶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嘟哝：你看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我盯着奶奶老奸巨猾的脸，心中涌起了仇恨。从那以后，我更加沉默，每日与石头、木头、泥巴和书为伍。就是这些哑巴雕塑，也引起了亲戚不满。二婶看到我做人体雕塑，向父亲告状：做光屁股雕塑，流氓！听了她的话，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是艺术。父亲这个老火车司机怎么能这样说，我不清楚。我只是默默地做雕塑，我不跟父亲交流。1990年4月，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办个人雕塑展。我没告诉父亲，展览第二天下午一点多钟，展厅里没什么人，一个身影从门外进来，我没在意，直到他走到展厅中间，我发现是父亲，我迎上去，叫了声爸。父亲没说话，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仔细地看我做的那些雕塑。
有人来了，我和他们打招呼，说话。父亲看完了，走到我身边想了一下，说：要是有人买，你告诉人家咱们可没有发票。我说哎。父亲又看一眼展厅，慢慢向门外走去。
一生俭朴的父亲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人，只不过为了赡养一家老小，他只能尽量节俭。有时来北京，他会给奶奶买大顺斋的糖火烧和一种叫高碎的茶叶末儿，这种茶叶末儿是制作上等茶叶筛下来的，泡出茶很香，但只能冲一过儿。有一回，父亲买回来北京老字号全素斋的素什锦、素肘子，那时我不知道这焦黄油亮的东西是什么，一口咬去，满嘴喷香，半个脑袋都晕了。我表情复杂地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告诉我名称，在哪儿买的。父亲的厨艺也很不错，喜欢享受的母亲菜做得不好，有时买了好菜，她便嘟嘟哝哝让父亲做，往往说几遍，父亲便闷声不响给做好了。然后再做自个儿的素菜。富农的女儿我的妈便得意起来，吃得油汪汪的两片嘴说起她从前的吃史。父亲听了，半天不说话，末了说一句：哼，你吃过什么？，母亲便说：郭大车，说说你们家从前吃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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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沉默下来。
开了一辈子火车的父亲，一直住在一间半平房，外间三个女儿住，里半间他们夫妻住。这半间有一米五宽的样子，他们焊了个一米一宽的铁床，留40厘米过道儿，在这张床上，他们生活有30年光景。直到父亲退休那年，才分了一个两居室单元。按理说从工龄从家庭条件父亲可以分到一个三居室，可父亲不去争，我妈让他争他也不去争，忠厚本分的父亲做不来那种事。
那年奶奶已经过世，我的生活靠给人家做雕塑。离开了火车的父亲像是丢了魂儿似的，时常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以往看上去强壮的父亲，身体很快垮了。他生命中的支柱被抽掉了，每回见到他，都感觉他眼神中有一种失魂落魄的神态。职业上的失落、病痛，加上对自己一生不如意的痛，父亲最后的那段日子感情脆弱，遇上不愉快的事，他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沉默，或者说不，往往刚说几句便泪流满面。碰到这样的场面，我心中难过之情无可名状。生命正从父亲的躯体上一丝一丝地抽离而去。
这段日子，占据了父亲生活的大约有几件事：一个是打门球，一个是在楼前帮邻居修自行车，还有抽空到我几个姨奶大爷长辈家看看，剩下就是和我妈过他们琐碎的日子。我妈做了白内障手术后，一切家务不管，自己的钱也不拿出来过日子。我一个妹妹离了婚，带个孩子回来住。从买菜到做饭，全是父亲的事儿。每天早晨，妹妹的孩子要由父亲送托儿所。那段日子，父亲身体不好，有一回骑车带外孙女的路上，一阵难受，把孩子掉下来了，幸好没摔着。回到家里妹妹知道了，跟父亲说：爸您以后别骑车带我们孩子上托儿所了，您再给我们摔死呢？
那以后，父亲每天背着外孙女上托儿所，有一回送完外孙女回来路上，邻居见父亲手上托着两根油条，倚在电线杆上佝偻着喘气。邻居问父亲是不是病了，父亲说没事，一会儿就好。过一会儿，父亲步履蹒跚地向家走去。
我产生了给父亲雕像的念头。一个午后我带着相机骑车回丰台的家，父亲在门口给邻居修自行车，他正用扳手紧车大腿螺丝，他的手颤抖着使不上劲，一下一下滑脱了，曾经身体强健的父亲没有力气了。我说：爸，我来吧。我握住扳手，父亲的手也没离开，我们把螺丝拧紧了。我说：爸，我给您照几张相。父亲站起来，有些茫然。我从正面、侧面、45度面照了几张。父亲微皱着眉头看着镜头，取景窗中的父亲显得衰弱无助，我的心在抽搐。
父亲一生没怎么生病吃药，所以退休后生了病也不大爱吃药。铁路医院虽可公费医疗，但没有什么好药。有一回父亲问我能不能给开两瓶维脑路通，我去药店买了给父亲。于今想来，父亲当时不是不想吃药，而想吃些疗效好的，可铁路医院又没有，他又不愿向我们开口，为钱苦恼一辈子的父亲他心疼孩子的钱。
每个月父亲差不多都要去城里长辈亲友家看看，因为没多少钱，父亲很少能给他这些姨、大爷买东西，他只能陪他们坐坐，聊聊天，问问冷暖，换季的时候，帮他们打打烟囱，装装炉子。我七爷爷去世时，父亲从七爷爷家出来就上我这儿来了。他说七爷爷死了，七奶奶没工作，家里只有个40多岁的弱智儿子，料理后事的钱都不够。我给了爸一百块钱，说这一百块钱您给七爷爷凑上吧。爸当时接过钱的手哆嗦着，他在右手大拇指上舔了一下，很迟缓地把这十元一张的一百块钱点了一遍。
看着父亲的样子，我心里发誓，一定好好挣钱，让爸花上我挣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可父亲没花上我挣的钱，就这么一个人倒在公共汽车上去了。想着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星期，还每天买菜过来，帮我和雕塑助手做饭，做完中午饭又做晚饭，父亲再坐公共汽车回丰台，那时父亲已经不能骑自行车了。
父亲过世几年后，我的内心经常处于一种恍惚之中，甚至觉得父亲好像还活着，好像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父亲又来车公庄看我，我不在家。楼西侧小路人来人往，路西灰楼前长满了灌木丛，父亲坐在灌木丛后面，正在啃一个芝麻烧饼。我回家时，下意识地向灌木丛后面望去，那里什么也没有。
爸，咱爷俩聊聊……
2004年9月20日修改于西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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